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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或不寫。這是哈姆雷特式的疑問，源自內心深處的自我懷疑。我曾認為自己在寫作的道路上是無法前行的。寫作需要喚起內在深厚的情感記憶，對於敏感的我來說，這個過程隱藏著未知的風險；然而，重溫創傷的經驗有時也能帶來重生。經驗過於切身灼痛，需要足夠的時間來沉澱，等待傷痕累累的記憶逐漸褪去。要等到能夠用文字描繪這些記憶的時刻，才會明白療癒或許是可能的。

寫，或不寫。為什麼而寫？也許當你把自己交付給文字的那一刻起，便會發現眼中的世界再也不同。那些與生俱來困擾著你的，過度放大的官能經驗，在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不在發酵，如同你坐在咖啡館裡，總能感受到手臂內側被氣流輕輕撫過的感覺。你清楚這是一條無以為繼的道路，在資本主義運行的社會中，這些過於敏感的情緒碎屑像塵埃一樣，根本不該被視為存在。然而，你知道它們隱藏在陽光照耀的微風裡，日積月累，等待著被注目。

於是，你終於迷迷糊糊地長成了半個敏感的大人，在世故與羞澀之間徘徊，寫與不寫之間游移。一字一句，緩慢生長，如同藤蔓，在鍵盤上逐格伸展出一篇作品，又逐字刪除，反覆循環，如同反芻人生中每次失敗的時刻，再次與之重生。

那是發生在我從台南的大學休學準備轉入台北的私校時，我說我已經撐不下去了，在台南孤身一人，身旁沒有可以依靠的朋友，沒有可以傾訴的友人，唯一會進出我家門的只有我，及我的炮友。我實在撐不下去，我已自殺數次，吞藥、臥軌云云，但就是這麼剛好，每次我都被救起，曾經我的醫生問過我要不要住院，我說：我並不覺得這會讓我變「好」，這終究只是治標不治本。也因為藥物的關係，我的身材變得愈發肥胖，我討厭這個世界，我也討厭我自己，我討厭肥胖的自己，我討厭我的原生家庭，其中最討厭我的生母。

終於我從孤身一人的台南回到台北，我以為這會是充滿希望的重新開始，結果事實卻不然。起初的一個月，我想稍微沈澱一下自己，便整日窩在房間裡用平板玩遊戲，偶爾想到才做一下轉學的書審資料。在此期間，我想我有義務幫忙家裡大大小小的事情，便攬下洗衣、曬衣、折衣、做飯等家務事，想著能為家裡分擔一些雜事。一天晚上，當例行事項都做完的時候我便詢問母親（那時還是母親），是否家裡還有我需要幫忙的事情？她卻說：你先管好你自己再說吧。說罷，她便朝向她的臥室前進，那次的關門聲很大，我能感覺到似乎這關門聲講了好多，好多事情，她懶得與我說：你沒救了，你身為長子卻並未為家族帶來益處，相反，我反而是個累贅。

獨留我一人在寂靜的夜晚啜泣。

當然，我的生母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放棄我，她有帶我去給神父做「聖經治療」。台大電機系畢業的神父在我面前滔滔不絕，像是有千言萬語想從他的嘴裡蹦出，可是我越聽越感覺到不對勁，於是我想利用我在學校課程聽過的言語來與他進行對談，像是當他說諾亞方舟與洪水的神話時，我說那只不過是古老神話用來誘導人們服膺於神或最高話語權者所編造的謊言；當他說啟示錄裡的那些警告時，我說那些不過是聖經這本小說內寫的一些隱喻及象徵，你如今貴為神父，一個宗教的傳道者，讀完神學院卻連最基本的獨立思考及辯證思維都不會，那你書也是白讀了。當然，這些都只是我的片面之詞。神父憤而離去，我的生母則追上去道歉，我呆呆的坐在原地，覺得宗教不過就是這樣，還不如我多吃幾顆藥。

覺得再這麼下去也不是辦法，決定出去找一份工作。很快地就有一家服飾店發來面試通知，我也很不意外的被錄取了。每天招呼客人，整理店面的日子過得十分愜意。因為我都是上晚班，所以到家時都已晚上12點，家裡的人們都已睡去，直到有天回家，我的生母正坐在沙發上等我，我一進門就被劈頭蓋臉的一頓罵：「你這個沒出息的傢伙，好好的學校不念，現在要轉去什麼垃圾系，你以為這能夠有什麼出息，現在好了，連家教都接不到，賺人家那一個小時176元，現在在賣衣服的地方折衣服，你一個男孩子這樣，我都為你感到羞恥，你真是下賤。」

我不想回應這種問題，轉身向我的臥室（那時還是我的臥室）前進，畢竟也不是一兩次了，我能夠明白別人無法同理我的痛苦，甚至有人會叫我趕快去死。但我的生母曾是我的至親，她如果做不到同理，應該也不能以這樣的話語攻擊他的「兒子」。我打開租屋網，聯繫上一位房東，打算明天就搬家，反正明天休假。在晚上時把東西收拾乾淨，只帶上需要的東西，衣服、鞋子以及兩本鍾愛的書，其他的就不管了。

睡醒，我便朝向新「家」的路途前進，因為原本待的地方不叫做「家」，那是地獄。我沒有向誰道別，包括生母，包括高中時領養的小三花貓 – —阿炮。

來到新家之後我卻沒有任何喜悅，腦中一直浮現著「你好賤」貶低自身話語云云。原來話語，片片沉到心底，才曉得，成長始終是一輩子的孤寂。

隔天我還是照常上班，摺衣服途中我能感覺得到手機一直震動，大概能猜到是誰打來的於是我便把手機關機，直到下班，發現播打電話者果然是名為母的用戶，我置之不理。回到家，洗了澡之後便躺在床上滑手機，突然，名為母的用戶又打電話過來，我接起，電話那頭質問我去了哪裡，我說我去哪裡不重要， 你要是敢來我工作的地方找我或試圖從爸爸那裡得知我現在住哪裡從而來堵我，我一定會報警。說罷，電話便傳來嘟嘟聲。

今年端午節前，用戶名為母的人打電話過來說：「OOO很對不起你，要不要回來吃粽子？」我想說一個50幾歲的人竟然用這麼幼稚的方式來試圖修補已經破裂的關係，感覺既荒謬又無奈。我知道她並不是真心想要道歉，她只是在履行某種家庭義務，試圖用表面的和諧來掩蓋內心深處的裂痕。

我答應了，因為我也想試圖完滿這份可笑的「親情」。

回到那看似熟悉的老家，對著有些陌生的密碼鎖輸入7777777*，密碼鎖發出一聲怪響，門並沒有打開，原來密碼已經被改掉了，但我卻沒有被告知，好似我不是這戶人家的人了，我的確也不再是這戶人家的人了。轉身，我離去，離這戶人家越遠越好。生母追了上來說：ＯＯＯ你要去哪裡，給我進來吃飯。一貫的命令式語氣，讓我想起了過往的種種。我快速走進電梯，發誓不要再和這家人有任何瓜葛。

同一年，我的病情加深，需要住院觀察，我想還是要與「家人」告知一下，我就撥通了爸爸的電話，聊了一會，爸爸就說好險我沒有與生母講這件事情，不然她一定又會說一些傷人而且傷透你內心的話。

所有的一切在光裡降落，降落在光譜建漸變的暗影裡，只有先理解影才能理解光，最後才知道光裡面其實也有黑暗。就像生母只說她對我有多好，我則反問她是否能問心無愧的說出這些話，得來的總是一片沈默，能聞到她尷尬的氣味，我則淡然，因為我早就習慣了。